在《王制篇》中,柏拉圖提出哲君主治的政治構想後,一些反對者認為,哲學家的優秀精神是對城邦無用的。柏拉圖於是圍繞這一主題展開了辯護。
他認為,事實並非如反對者所言,原因如下:
一、一些自稱為哲學家的江湖騙子混淆視聽,使大家產生了對哲學家的誤解,並沒有真正發現哲學家的巨大政治與社會價值。
二、認為哲學家的優秀精神對城邦無用的人往往是不知如何使這種精神發揮作用並且很少請教哲學家的人,這些人應該主動請教哲學家。
三、大眾喜歡的東西不一定是良好的和高尚的,哲學家雖然不願盲目從眾,但當處於不適宜的社會環境下的時候,他們最優秀的天賦也無法產生好的結果,從而會受到人們的非難。所以最終的結果往往是,他們既不願意參與作惡,又不能單槍匹馬地抗拒所有人的野蠻行徑。
在這些辯護理由中,無一不體現了柏拉圖為哲學家群體的熱情的維護,在我之前問題回答的基礎上,我們不難推想,可能柏拉圖本人也並沒有真正認為哲君主治是比民主制更適合雅典的政體,事實上,他借助對一個哲學家掌握最高統治權的政體的描繪,抬高了哲學家的政治與社會地位,通過這一作品對雅典人的潛移默化的影響,可以將他對哲學家的崇敬與讚美植入雅典人腦中,最終提高哲學家在雅典社會的實際影響力與地位,避免蘇格拉底的悲劇再度發生。
哲君方案的不可行原因,我認為有以下幾點:
一、柏拉圖所描述的哲學家的近乎完美的優秀精神,其存在令人質疑。如果社會中沒有所謂的真正的哲學家,這一政體便失去了實施的前提。即使可以找到這樣的哲學家,後世哲學家的培養也絕非易事,即便設立完善教育體制,其教育品質也很難保證。
二、哲學家成為統治者之前,必然具有優秀精神,單這並不可以保證其完美的品質可以在其執政期間長久保持,一旦哲君不再是真正的哲學家,又沒有掌有政治權力的勸諫者,而國家又沒有強有力的監督與制衡機構,整個政體有演變為獨裁政體的危險,當人民無法再忍受暴政時,可能造成社會的動盪。
三、當國家公共權力被哲學家壟斷,無法成為哲學家的普通公民有可能會因此喪失政治參與的熱情,導致整個公民群體的公民意識的減弱與淡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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