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佳政體

1.         為什麼亞里斯多德主張由居多數的中間階層依法而治是可行的最佳政體？

社會階層上，若非由少數統治階層去統治大多數的被統治階層，其組成均會出現介於統治與被統治之間的一種階層，此種階層並非統治者，但其卻可以影響政策的制定、實施。我認為，亞里斯多德主張由中間階層依法而治的原因有二。

一. 中間階層為社會中的大多數人組合，由他們來作為治理者是一種被社會大眾所接受的方式，因為每個人會認為自己擁有所謂的統治自己的權利，而非將規範自身的制度的制定交由一個自己一無所知的人，在這樣的情況下，社會會對於統治階層較為信任。

二. 亞里斯多德的主張中有提到，其為依法而治，人是習慣於服從的，而這種服從也是必要的，對多數人來說，我們希望能有明確的制度去規範我們的行為，限制我們的同時也保障我們的權利不會被侵犯，因此依法而治是一種可行的最佳政體。

雖然柏拉圖所提到的哲君方案可以避免所謂的多數暴力，達到更正確的施政，但這種方式是窒礙難行的，而亞里斯多德所主張的政體，雖說有出現多數暴力的可能性，但這種政體是可行且容易實施的，因為它被多數人所接受，因此我認為亞里斯多德所主張由中間階層依法而治是可行的最佳政體。

2.         以上主張會比柏拉圖的哲君說更容易施行且造就正確的生活方式

我認為此種方式將會比柏拉圖的哲君說更容易施行，但我不認為由居多數的中間階層依法而治將會造就正確的生活方式。在柏拉圖的哲君制度之下，最為困難的是找出一個得以勝任領導者的哲學家，抑或是使某一個人通過哲學家的訓練，如同洞喻中以艱難的道路、常人所不習慣的火光來比喻，這種訓練是極少的人能通過的，因此要找到一個真正可以做出正確決定的哲學家非常困難。但相同的在柏拉圖的哲君制度下，如能找到真正的哲學家來做為領導者，其作出錯誤決定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此種情況的先決條件─找到一個「真正的」哲學家。

反觀亞里斯多德主張由占多數的中間階層依法而治，由大多數人去制定法律來規範社會可以說是一個多數人不會抵制的政體，因此相較之下較哲君說還要可行。在大多數人認同的情況下，不能否認會出現團體思考的氣氛，在這樣的氛圍下執政團體將會認為自己所為皆為正確、合理的行為，忽略了外界給予的聲音抑或警告，因此無法確定此種政體下我們可以得到正確的生活方式。     

人是理性自利的，在非由「真正的」哲學家統治之下的情況，我們皆不能排除統治團體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去犧牲社會的利益，並基於此種利益去制定政策。雖然如此，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卻可以擁有明確的法律條文，雖說不能保證其正確性，卻使多數人較為能夠接受，因為有明確的法律條文代表我們知道我們被規範的界限在哪，相較於由哲君一人做出決定，就算這種決定是正確的，也不為人所接受。基於上述理由我認為多數的中間階層依法而治為一種較易施行但不一定造就正確的生活的方式。

3.         按亞里斯多德《政治學》卷一，人為什麼及如何是「天生的政治動物」（Man is by nature a political animal）？您認為，柏拉圖會不會同意這項說法？

亞里斯多德《政治學》中提到因為人擁有了語言，所以我們會與他人溝通、談判，自然而然會產生出政治活動，也就是所謂的權力的分配，從而出現領導階層與被領導階層，如同鹿與象一般。在有了語言之後，才會出現規範、典章制度，在有了這些之後才會形成聚落最後形成階級，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產生。正如荷馬所說：「每個人給自己的妻兒立法」，社會從個人形成家庭最後出現聚落，都是人自行法展的。因此亞里斯多德認為「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

我認為，柏拉圖不會認同亞里斯多德的說法，因為在柏拉圖所提出的哲君制度中可以明顯的發現，柏拉圖認為人是在通過一系列的公民養成之後成為哲學家，而後再將社會交由哲學家去帶領，希望哲學家能帶領大眾走向正確的生活方式。在這種方式下我們可以很明顯看出，柏拉圖認為人是需要經過訓練才能被稱為哲學家或成為公民從而參加政治，因為其主張人需要經由訓練，因此我們可以明確的看出人並非是天生的政治動物，所以我認為柏拉圖不會贊同亞里斯多德所認為「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

4.   您如何認識自己是或不是天生的政治動物？

我認為我自己是天生的政治動物，因為我在團體中遵守規範，是基於有外在的強制力去規範我的行為，我由於懼怕刑罰或是追求其利益而去遵守，這是由於人天生都是理性自利的，自然而然會去做出對自己最好的決定，不論是避開處罰抑或是追求利益，我認為我並非是因為經由教育告訴我我應該遵守而遵守，而是我天生認為遵守對於我較為有利所以我去遵守。從我一出生開始，不論是親權或是國家法治對於我的規範就對我的行為形成規範，這並非經由教育之後我才會參與政治，而是從我出生開始我即是政治的一部分，因為生於這個社會而受其規範並享其所保障之利益，並不需要經由教育之後才進入政治社會。